我的父母对我们的恋爱是坚决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学历是本科，他是专科。另一方面我们双方父母在“文革”中属不同的两派，互相颇有积怨。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动用了几乎全部的亲戚，轮番劝我“悬崖勒马”。母亲亲自到我的单位，找我的领导和同事；父亲还为此动手打了已经21岁参加工作的我。我回家一次，他们就把我骂哭骂跑一次，一直到结婚，父母也没有原谅我。我们结婚相当简朴，婚礼上我戴的耳环只花了两毛钱，那是我们俩在一个地摊上买的。婚礼前夜，我大哭了一场，因为我没有父母的祝福，失去了亲情。丈夫一边安慰我，一边发誓要善待我一生，以弥补我为了他而失去的家庭温暖。

　　◆先苦后甜的日子，但我们一直心心相印

　　我们的新家是他在单位附近租的一间七八平方米农民自己盖的小土房，每月20元的租金。我们把房子用一张大塑料布一分为二，一面摆着他单身时的单人床，上学用过的扣箱，另一面是一个炭火炉子，用于做饭和冬季取暖，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结婚后，我们是两地生活。每隔两三周我回一次太原。相见时我们那么开心，一路上牵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那个简陋但又充满温馨的蜗居。每次送我走，他又会泪眼朦胧地站在月台上与我依依不舍地话别。

　　为了结束这种煎熬的两地生活，我决定调入太原。但调动工作极不顺利，原单位调离手续办了，人事厅的手续办不了，1990年前后两年，我没有任何收入，靠着他每月100多元工资生活。那年春节，我们实在没钱回老家过年，不得已咬牙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惟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以解燃眉之急。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女儿又偏偏不合时宜地孕育在我的腹中。我挺着大肚子，在每天的黄昏时分去菜市场买菜，买最便宜的、处理的水果和蔬菜。我最怕别人问我在哪儿工作，作为一名大学生，落魄到如此程度，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一夜夜的失眠，心烦时我会把床上的被子、枕头、手电筒之类的统统扔到地上撒气，他总是一样样地拾起来，默默地搂着我，陪我坐到天亮。还有一次，他洗干净衣服准备往外晾时，我一股怒火蹿上来，心想全是因为你，让我娘家回不去，还成了个没工作的人。我疯狂地把衣服一件件摔到地上，用脚又踩又跺，然后冲出门去。他把我找回来，又把那些被我糟蹋的脏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洗净。我怀孕时胃口很怪，一次在介休婆婆家，忽然特别想吃太原食品街的担担面。丈夫说他要去串个门，谁知他一走就是一天，直到天将黑时，他双手捧着一碗担担面，满身疲惫但一脸笑意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他搭火车走了一趟太原。接过那碗担担面，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