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的性观念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人们从繁重的机械化劳动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有更多的闲暇；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受贫困的威协。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性生活方面。弗洛伊德等一大批心理学和性学大师的人类性理论，对性道德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相对自由地表达性需求成了普遍追求的风尚，性的快乐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消费品，过去那种苛求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性伦理观念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避孕措施及其工具的精益求精，使得人们在尽情享受性的欢乐之后，不必有生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伴随社会进步出现的妇女解放（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增加了她们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机会，其角色渐渐扩展到家庭之外，因而女性在性活动方面大大减轻了对男人的依附感和从属感....其结果是，越来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性快乐是性生活的直接目的，充分发泄、享受性快感是性生活的直接追求。

　　从生物学上讲，“唯乐原则”无懈可击。人类性器官丰富而敏锐的感觉神经，人体性敏感区域的不断扩大，都从解剖学的角度对它做了充分的诠释。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具体的性实践，很多人就不以为然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只能从性表现的另外两个层面，也就是心理和社会层面上去寻找答案。

　　从清朝开始，我国形成了以“合阴阳”为基础的生殖工具化的性行为模式，性被一直看作一种低级本能的生命现象。这一模式具体表现在：

　　１．性生活必须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男性和女性是传统的性别角色，也是唯一被认可的性活动的实践者。除此之外的其它性活动，比如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活动（同性恋性行为），自身性活动（自慰／手淫、性幻想、性梦）等均遭到严厉贬黜。

　　２．必须以生殖为最终目的生儿育女不仅是为了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提供劳动力和财产继承者，而且还可以将祖先的血脉延续下去。性成了实现传宗接代的工具。

　　３．必须限于婚姻范围之内只有婚内的性才是合法的、才是道德的。婚外性活动，比如婚前性生活、婚外恋情，是社会打击（至少是谴责）的对象。